英哲伯特兰·罗素在谈到学术文化的超越价值时，曾举出两个有趣的例子：“大多数伽里略同时代的人，把三十年战争（十七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国际战争）看得比他的发现远为重要；但是对于我们，这次战争显然不过是三十年光阴的虚掷而已，而伽里略的发现却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当格拉斯（英国自由党党魁，曾四度任英国首相）拜访达尔文时，达尔文事后说：‘受到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拜访，是多么的荣幸。’他的谦逊是可爱的，不过也表明了他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论历史》）
临近世纪末，做学术文化史的家产清理工作，面对数以千万字计的论文与大量有定评、有影响的著作，不能不令人惊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确已取得相当好的成绩；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的地位，决不会亚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军事史的地位；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中坚人物与领袖人物，在政治军事人物面前，决不会有如罗素所批评的“可爱的谦逊”———这决不是狂妄自大，而是站在第一线的人文学知识人应有的一份自尊与自信，同时也是对文化的超越力量的一份自尊与自信。
《释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选的时间上限是“五四”前后。“五四”是中国文化在本世纪初遭遇的一次危机，但是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新生命的一次转机。对于原有的衰老的文化肌体，或正面的摧枯拉朽，或反面的刺激再生复苏，自是以还，沿着中西汇通、旧邦新命的总方向，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花开花落，中国学术文化毕竟健康长大成熟。“譬如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乃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遥想清末民初，乾嘉朴学已成强弩之末，孔家店已不打自倒，而西学如泰山压顶，青年知识人或四处“求经”，或守阙抱残，那些“洋经”高明如“帝天”，那些“残阙”陈旧如刍狗。在西风东渐之下，中国文化学术存亡如缕；年轻的中国学人可以说基本上丧失了“学术自立”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对比今天，情形自不可同日而语。《释中国》涉及百余家学人，除极少数“五四”前的大师巨子而外，经“五四”洗礼锤炼而逐渐成熟的学人占了绝大多数。可见这是一件基本事实：中国文化的学术自信，是越来越强大成熟了———民族的学术自信自立，必然最终关联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终究必然是民族自立、文化新生的魂灵。
我们偏重于从文化角度来选编“五四”前后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研究论文，这区别于狭义的学科意义上的学术史文选。我们的基本理由是：其一，本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终究离不开特殊的时代所提供的存在感受与问题意识，而这在根本上是文化感受与文化意识。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即“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学术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合今日史学之真谛”（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从文化角度看学术，必然深契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之本质。其二，学术分工的日趋专门化是一种现代进步。然其代价是沟通与对话无法在任何一门专业领域内进行。而思想观点日趋多元与碰撞的今天，文化作为一种开放性的视域，必然会随沟通与对话的需求增大应运而生。分工的各门类学科应是文化视域拓展的基础，而文化视域则具有开放封闭系统，消解固定中心，引导新鲜问题，衍生解释意义，扩散观点层次等功能。《释中国》所选论文大都可以从学术与文化上述互动关系来解读。其三，中国传统学术在今天的展开以及在将来的深入，必然含有更为根本的“中国文化观”的问题。本世纪的学术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文化观”的由混沌而渐趋于清晰显豁，由现象而渐臻于接近本质，由僵死而渐进于创造转化的过程。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不仅是处于研究活动中的“宾语”位置，也应同时是一个“主语”位置。换言之，中国文化不完全是一个“化”的对象，不论是“现代化”、“世界化”，还是什么“化”。在文化与历史的互动进程中，中国文化应当发生一些主动的贡献，或者我们也应当努力使之积极地、正面地参预这个“化”的历史进程。这才是《释中国》的作者们毕其一生的努力所共同企望的前景。无论作者们的中国文化观有何种的差异甚至对立，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文化正是我们民族的骨骼与气脉，文化是东方与西方的活生生的交汇与融凝，文化是新旧古今递嬗传承的生命的再生之流。因而，中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供人欷虚欠凭吊的昔日遗迹，决不仅仅是关在博物馆橱窗里的化石与古董。最后，让我们借一位作者的话来结束编后的最后一个感想：
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当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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